导读：美国民主在美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也曾对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过积极影响。时至今日，美国民主运行状况如何？出了哪些问题，其根源又在哪儿？输出美国民主为什么不可行？
民众对国会信心不足 政府承诺不能兑现
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
张维为
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以对美国国会的评价为例，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两年后的民调（2014年6月）发现，如此低的信任度还在继续，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为7％。数据会有波动，但至少说明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问题背后的双重根源
王义桅
美国民主怎么了？这是美国学者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民主从炫耀的对象变成问题本身，此乃时势所致。概括起来，美国民主的问题有三大表现：
民主失质。去年美国一份大学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中层和底层美国人的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不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受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规定不能顺利实施，比如国会对受多数美国人支持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动议始终未有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民主不再是人们理解的所谓“民主”——即政府决策反映的是多元化民众的意志。
民主失效。“历史的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认为，美国的体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一种“否决制”。在这种制度下，否决权成为重要的政治节点，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否决权，进而掌控政治体制，维护自身利益。“否决制”或许还没完全否定民主制，但正在造成低效的国家治理，政府与国会之争导致政府多次面临关门，政府无法出台相关改革措施，甚至一些国际义务、国际责任也无法履行。这样的政体无法满足美国公众的利益需求。
民主失序。近年来，从弗格森事件到不久前的巴尔的摩骚乱，都表明黑人在美国还无法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确保司法公正，捍卫人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并未真正惩罚华尔街，导致中产阶级不满，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效的政治参与、公正的政治秩序，对不少普通美国人而言成为一种幻觉，以至于福山用“政治崩坏”来形容美国民主。
上述美国民主的问题，有两重根源：
民主根基出现动摇。美国以自由立国。美国的缔造者曾担心，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妨碍自由。及至20世纪中叶，随着美国的影响力深入国际社会，美国学者熊彼特、达尔等取得民主的话语权，将民主解释为自由选举。然而，自由对民主的解构，最终酿成金钱民主、精英民主等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结构变迁也给国家认同和民主运行带来影响。如今，拉美移民、亚洲移民占据美国移民多数，美国正面临亨廷顿所提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社会“大熔炉”的失色，动摇了民主运行的同质化前提，其结果是党争分裂社会价值，进而分裂社会，致使民主失灵、失效。
运行不当滋生多种民主问题。美国立国之初，是孤立主义思潮下的封闭体系，如今已是开放体系。移民方向并非从欧洲到美国，而是拉美化、亚洲化，贫富分化和包容性不够使美国“合众为一”的梦想难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问题凸显，动摇了民主运行的平等基础，滋生和助长了各种民主问题。美国取得世界霸主地位后，热衷于输出民主。但连自由民主理论学者达尔都反复强调，民主须在大家都接受的领域内运行；政治团体首先应承认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将变成分裂国家的工具。这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已经得到验证。
当然，在指出美国民主的问题时，并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作用，正如国外一位学者所说，欧洲的民主之花，在美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不否认美国民主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可能会不断完善。但美国民主如同其他西方民主一样，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现象。分析美国民主问题的根源，是为了更好地认清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时代变迁，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有益启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只是一种选择，远非唯一选择
输出美式民主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袁征
美式民主并不完美，其弊端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更是暴露无遗。“三权分立”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架构固然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也可能带来政府运转不畅和效率低下，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会造成政治僵局。这在近年美国党派之争日盛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党派之争一直存在于美国的政治生活，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政治极化现象的凸显，美国两党间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不断加剧，甚至演变成互不妥协的争斗。两党相互扯皮，使得国会立法效率低下。刚刚过去的第113届国会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效率较低的一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各不相让，不分是非曲直，为反对而反对。白宫和国会之间也是争论不休。据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一度跌至10%以下。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各种利益群体碰撞与妥协的产物。利益集团介入政治生活，竞相施加影响，以便出台对自身有利的相关政策。这种讨价还价的民主机制或许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会出现重大偏差，但决策过程常常过于冗长，效率低下。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是对美式民主一针见血的描述，形象地道出了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金钱可以通过选举转化为政治力量，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的政治游戏，穷人往往被边缘化。金钱政治早已成为美式民主的弊病。“共同事业”的始创者约翰·加德纳曾说过，在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竞选经费体制能带来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败和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式民主并非十全十美的民主模式，对外输出更是危险。
输出行为，背离民主精神。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将输出美式民主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外输出民主的行为本身就背离了民主的基本精神，难以自圆其说。民主本身应当是由当地民众自主来选择发展道路，而对外输出美式民主本身恰恰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准则。
国情不同，难以照抄照搬。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尽相同，难以照搬美式民主的基本模式。美国民主制的建立是基于美国的国情设计的，其逐步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早在美国立国之前，公民自治理念就已在北美扎根，有广泛社会基础。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理念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成为凝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而美国输出民主的对象，大多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美式民主适合美国的基本国情，但未必适合这些发展中国家，“移植”到这些国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
强行推广，成功机率甚微。罔顾基本条件，凭借枪炮或政治高压来输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会带来严重危害。基本物质条件、稳定秩序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的发展只能是水中之月。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最为关注的首先是国家的独立和温饱问题，然后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强行推行美式民主，反而容易造成局面失控，带来灾难性后果。
输出目的，以自身利益为主。事实上，美国对外输出民主的目的并不单纯，基本上是以自身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所在国民众对美国产生愤恨乃至仇视。在美国大谈自由民主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会忘记冷战期间美国为了反共需要而不惜支持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即使在国内，美国做得也并不完美。种族歧视、贫富差距、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依旧存在。这些都削弱了美国对外推广民主的说服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输出民主而四处碰壁的例子屡见不鲜。当今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典型。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通过战争手段推翻原有政权，有意将伊拉克建成中东地区民主拓展的桥头堡。但美国显然低估了国家重建所面临的困难，以为美式民主辅以枪炮就可以恢复当地秩序，这自然是一厢情愿。时至今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还动荡不安。在美国撤军之后，两国政府都难以有效掌控局面。秩序难以恢复，更谈不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最终民主也难以真正实现。而战争带来的恶果却要这些国家的民众来承担。“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出现的混乱局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式民主，美国人颇为自信，其他国家中也不乏盲目推崇者。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法治水平乃至价值观念相适应，通过自主探索形成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道路。而民主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美式民主只是一种选择，远非唯一选择，况且美式民主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其他国家不能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美式民主，否则将带来政治动荡、国家混乱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外交室主任）
民主制度陷入困境 政府遭遇治理危机
政治结构性冲突日益凸显
陈尧
40年前在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中，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由于民主制度具有的内在缺陷，西方世界的民主政府几乎丧失履行职责和发挥功能的能力。这番言论到今天似乎才得到验证，美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正经历几十年未有的衰退。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政府遭遇治理危机。究其原因，是日益凸显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冲突所致。
西方民主理论认为，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党或政治家是选民投票过程中多数决定规则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是集中多数选民意向后的一种反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选择，依据是这些政党的纲领中罗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先次序、处理方式等。对选民而言，他可能赞成某个政党纲领中的一些政策主张，却反对该政党纲领中的其他政策。在特定选举规则下，他只能选择是否投票给该党，而没有更好选择。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民主、共和两党将竞选获胜当作最高目标，为争夺执政地位不惜陷入恶性争斗。激烈的政党纷争使得美国政府难以有效运作，甚至瘫痪。同时，政党意识形态、政策主张的极化现象严重。在选举时，政党或候选人会全力讨好选民，而一旦获选，对选民的许诺或许就变成一纸空文。这使得选举远离民主本质，徒有形式。美国两位大学教授在2014年发表论文称，通过分析1981年至2002年间1779项政策议题受影响的情况表明，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影响极小，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影响；而富裕阶层则对政策有着极大的、重要的影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有着强大的、积极的影响。
利益集团与金钱政治，是美国选举运行的主要支柱。有学者指出，美国民主政治是在两个舞台上进行，前一个舞台是政党、政府、国会、最高法院等围绕立法、预算和税收及类似问题展开角逐；后一个舞台活跃着大量的组织或机构，如竞选组织、思想库、媒体以及游说组织。支持这些组织或机构的，就是各种利益集团。当金钱“越界”进入政治领域后，候选人日益依赖于其经济支持者的资助。近年来，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惊人。2008年美国大选花掉20多亿美元，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总费用超过50亿美元。并且，选举资金占优的政党最终赢得总统宝座的可能性也更大。越来越多的社会中层和底层人士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而是受到“财阀统治”或“公司统治”。
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日益蜕变为掣肘机制。传统的分权制衡理论认为，通过分权和制约，既可使政府职能得到有效行使，又能避免权力集中和权力滥用。但这种理论假设在今天遭遇严峻挑战。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各自以民主的名义制约对方，限制其权力范围。在美国，预算法案的制定权在政府，但决定权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可以用手中掌握的否决权来阻挠法案通过。当这种“否决政治”与党派竞争结合起来时，“政府失灵”便不可避免了。自2010年共和党取得众议院的控制权以来，党派对峙几乎阻碍了大多数政策议题的推进，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议案不是无法通过，就是被削弱到几乎毫无作用。同时，制衡也体现在利益集团之间影响力的竞争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使得政府在利益集团面前难以取舍；而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极化导致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达成妥协，致使政府决策往往陷入僵局。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选自201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