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问我：老师，你作为一个中年人，是否满意你的生活？你如何看待网上所热议的“油腻”的生活？

思政工作者工作之有趣不仅在于与学生谈笑风生的片段，同时在于面对着比你小一轮多的年轻人淡定地望着你，把你称呼为一个中年人的那一刻。彼时，这自然是一个18岁最为正常的发问，但是，这样的发问背后也是所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生活？

美好生活：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

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即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报告将人们所熟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重要表述自然可以寻求到不同的分析视角，而我这里想要谈论的是“美好生活”——这样一个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视域中最为基本的概念，一个迷人且庄严的话题。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份重要报告的重要表述中，使用了一个“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概念来思考国家前进的方向，社会发展的前景以及人民生活的方向，这可能代表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积极地回答和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政治价值和理念。这不仅是对制度建设的期许与决心，也是对每一个老百姓，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究竟该怎样生活的一种回应。换言之，“美好生活”暗含着一种政治秩序，价值判断和人民生活纲领的综合体。

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美好生活？这里面蕴含着深奥的道理，起码对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吸引他们的话题，西方古典哲学要求人们必须寻求美好生活。然而麻烦的是，到底什么是“美好生活”。在这点上，理论学家难以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人们无法就“美好生活”给出一个确切、统一、合理的意见。然而，这并不能阻碍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设想。例如，十六世纪之后，当西方古典哲学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之后，西方逐渐形成了“多元人生观（价值多元主义）”，它鼓励人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信仰和个人选择成为了核心。当然，接下来的理论学家又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尽管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这个“概念”太重要了，小到个体，大到国家，都要对“美好生活”做出解释与定义。任何文化，政治都无法规避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美好生活：现实与超越

同时，我们会发现，“美好生活”一方面具有与当下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要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美好生活”又具有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想象，具体而言，就是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让我们对此问题说的更加直白点，就是当车子，房子都有了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我”能不能完成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我”能不能拥有我的生活旨趣，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呢？“我”拼命挣钱，转身一看，自我和灵魂丢失了，随之失去了亲情，爱情和友情，这是不是这时代所期待的“美好生活”呢？我们看到，美好生活应当包括丰富的、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实现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文化存在物本身，而不仅是物质生活这样一个维度。再举例，我愿意做一个普通老师，认认真真上课，幸福感很强；你要挺进创业浪潮，走在时代的前端让你感到成就满满。这两个生活方式到底哪个是“美好生活”？我以为，它们都是。一个人有权利把握自己的命运，得到平等的对待，这是一个美好的政治生活的核心要求。而那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无不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眼前和未来的国家发展道路中，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可以得到彰显；宏大的国家叙事依赖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与贡献。在这一点上，中国从上个世纪国家梦想的探寻开始，就逐渐地意识到，所有的宏大篇章都抵不过“人民”的参与，否则，所有的政治秩序和生活方式之构建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美好生活：更多的共识有待达成

当然，这并不能穷尽对“美好生活”的内涵，它还有一层更深的困难，那就是当你对美好生活的设想不同于我的设想，当你的美好生活实现了，而我实现不了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么，这可能就需要我们能够形成一些共识了：例如，务必要把我们自己置身于社会关系之中，把我们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共同体的故事之中（原话取自于麦金泰尔“追寻美德”）。换言之，不要觉得自己的生活旨趣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曲高和寡。你终究得知道，如果对他人一无所知，自己的生活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中国对“美好生活”的设想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是个体的共同生活方式。你既要满足自身的诉求，同时，又要在广袤的社会关系中构建出意义感。

例如，我们还得搞清楚，“美好生活”绝不是一个方面的达成，它包括了对生态环境的关切，对未来的关切以及对人文理性蕴含的关照。

我们向外看，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西方国家一边倒地鼓励“经济增长”，在一次次地经济增长点上扬的狂欢之下，人们相信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美好生活”，因为人们近乎单纯地认为经济的进步可以消除贫困、带来就业，处理好福利措施，创造福祉，从而获得一张迈向“美好生活”的通行证。然而，这样的“单纯”眼睁睁地演变成了“无知”与“愚昧”，财富增长所构建的“美好生活”却换来了巨大的代价：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影响下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领域，而是人其自身，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我”如何定义我？商品、地位还是财富的占有？人们对真实生动的他人和社会的一无所知，随之带来的就是“我”对于自身位置的茫然而不知所措。并且，人的全面发展被标签化、商品化和碎片化，何以得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又如何触摸到“美好生活”呢？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西方世界所塑造出的“偶像”和“权威”倒塌，一个又一个挑战人类社会经验和思考的危机出现，在这样一种生存情境下，西方被催生出来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设置变得脆弱而匮乏。当然，在此世态之前的漫长的20世纪，实证理性所主导下的社会发展也几乎是一次次地埋下了发展的陷阱，社会的向善性被狭隘的“发展”弱化、搁置。

而对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言，在1978年之后，中国老百姓则是一步步地完成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和设想。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相信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人们才有关注自己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这一点自然是毫无过错的。但是，很多人误会了这一点。是否这句话仅仅只有发展，没有别的？是否富起来就可以代言“美好生活”？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讲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就是一个例证。更加本质的是，美好生活务必是指向了秩序良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也务必是指向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它需要让每一个人在此环境下体验到爱与归属，尊重与尊严，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那么，任何一种急功近利、割断上述指向的发展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严重背离。

美好生活：为我们究竟该如何生活的辩护理由

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章的开头。在那些关于中年人所谓“油腻”的生活的网络表述中，这些被诟病的中年朋友也许拥有了不错的物质条件，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们似乎并不是十分清楚。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人们更容易着迷于那些更加炫目和潮流的东西，但是关于“常识”——人的常识，以及生活的常识却被搁置一旁。事实上，常识早已若隐若现地将一些共性的东西摆在了我们面前，它在告诉我们需要注意的事宜：精神生活的匮乏与脆弱，缺少对生活旨趣的向往与探寻、人与人真实关系的疏离、人的全面性被割断而转向为单一维度的评价模式等等。这是与今天这个时代“美好生活”背道而驰的，这是一种需要矫正和调整的秩序，是一种正在重构的生活期许。而那些惧怕中年生活的年轻人，更需要把握的是，在对这样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的道路上，你到底选择了什么？你为自己寻找到了何种的生活辩护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