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络，大概会刷出这样的内容，一部分非湖北省的城市，将来自于湖北和武汉籍贯的住户的家门口贴上偌大的标签作为标识，甚至出现了用木板进行封门、封窗；或是，将他们的姓名和住址“准确无误”地公布在小区门口、社区群体中。部分非常不负责任的自媒体采用了“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之后，准备出门务工和寻求工作的湖北人，开始担心用人单位是否会给他们打上一个“拒收”的标签。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与人权主张完全背离式的做法，造成了公众舆论的恐慌和区分对待。
我在假设，这样的一波操作是否会造成深层次且持续地破坏性影响呢？是否会造成某种离间与分裂呢？同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过度的恐慌。
在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一书中，他指出偏见是一种基于错误和僵化的泛化观点而形成的憎恶感，它能够被感觉到，也能够被表达出来。它可以是针对群体，也可以是针对个体的，个体往往会因为作为群体一员而遭致偏见。它同时也是人们认知机制正常运行的副产品。同时，奥尔波特也提出了“刻板印象”这个更容易被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如此表达，某一类人群是聪明的，某类人群是蠢笨的，某类人群是不够诚实的。人们对不同群体进行了不公正的对待与区分。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种说法的人，大概也看过一个具有政治隐喻色彩的电影《疯狂动物城》，在影片中，一心要当警察的兔子朱迪因为其“兔子”的身份特征，受到了同事和朋友的偏见。他们认为一个兔子怎么会有可能做好一个警察。当然，值得玩味的是，朱迪在深受“偏见”的影响同时，也用着同样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对待她的搭档狐狸尼克。
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大概会发现，基于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不同指向都可能出现“偏见”对待，这乍一看并无伤大雅，但是，“偏见”正是以一个非常隐蔽的方式，不断消耗群体的关系与秩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减少了“和谐”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丧失了对“偏见”本质的反思和觉察，我们可能正在铤而走险地走在一个封闭循环的圈层里面，我们草率地选择了“偏见”他人，其实，都会在终极反噬于自身的命运。
我的爷爷和奶奶的父母是河南人，但是，从奶奶这一辈算起，他们一直生活在陕西，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称呼自己是河南人。直到十来岁的时候，被同学地域黑了一把，此后，我产生了一种试图要脱离地域偏见带来的耻辱感。因为，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并努力探索自我的人而言，自我世界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碰撞，并不断给与反馈的过程。然而，他人的地域的偏见以和各类刻板标签，并未给尚处于成长中的我带来动力，带来了的只有青春期，无法言明的无力感。于是，我重新填写自己的地域和籍贯身份成为了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藉由如此地修改与矫正才可以让青春期的“自我”感到踏实。
这可能只是一个青少年的好笑往事，但是，偏见的种子其实可能渗透并影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更加重要的是，地域的偏见尚可以被演化为一个茶余饭后的“玩笑”甚至自黑，吐槽的工具。然而，疾病呢？由于疾病所带来的偏见，可能造成的是对个体乃至群体生命质量的隔阂。 在对疾病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使用了“病耻感”来表述一个罹患某一种疾病的人对自己生病所产生的羞耻感受。 而在其中，罹患精神类疾病的“病耻感”表现最强烈，这种羞耻感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并难以开口向他人（包括家人、专业人士、朋友）求助，甚至最终造成自我放逐、社会隔离，耽误病情。
况且，那些对于并非是疑似或者确诊，甚至未踏入湖北，他们仅仅因为湖北籍的籍贯身份而已就遭到了某种污名化。如果这些成为由于慌乱、焦虑的人们的情感宣泄对象的话，那么，我们不妨以最坏的情况假设，当社会舆论制造出了偏见，那些真正存在携带病毒风险的人，是否能够有勇气地选择前往医院就诊呢？他们是否会担心，因为自己的主动就医，反倒带来一连串的超出医学干预意外的干预措施呢？
当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又如何去面对门口张贴物留下的“胶痕”，拆除钉在门框上的木板呢？我们是否还能喜笑颜开地说，哦，那就是因为疫情防护。
